“

目前，抗肿瘤药物已成为新药研发的热点。随着研发能力的增强，我国抗肿瘤新药的上市申请呈现井喷态势，使研发企业和人员处于“内卷”当中。这一现象目前有无缓解？想走出“内卷”，该向哪个方向发力？

”

【资料图】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CDE）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CDE共接受新药申请注册9768项，其中60%为抗肿瘤新药申报；同年，CDE批准777项抗肿瘤新药申请项目，覆盖150个靶点。其中，程序性死亡受体1/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1（PD-1/PD-L1）133项，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68项，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46项，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FGFR）34项，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33项。

“同靶点、同适应证临床试验项目过于集中，抗肿瘤新药研发申请扎堆现象严重。”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教授张小田日前在《2022年度中国抗肿瘤新药临床研究评述》发布会上透露，我国抗肿瘤新药研发要走出“内卷”，差异化创新是关键。

为研发策略布局把脉

造成抗肿瘤新药研发“内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资本逐利的因素，又有基础研发能力薄弱的问题。随着我国药品审评审批制度的改革，“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抗肿瘤药物研发政策在破解“内卷”问题上给出了清晰路径。在抗肿瘤新药研发人员和申办方看来，若能让他们直观地看到全国同行针对某一靶点或适应证的新药申请情况，或许对其制订研发策略大有裨益。

为此，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肿瘤医学部主任李进教授、南京天印山医院秦叔逵教授和张小田牵头，汇集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抗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和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青年专家委员会的学者，共同编写《中国抗肿瘤新药临床研究评述》。

李进介绍，该研究评述已于2021年8月和2022年5月发布。今年发布的《2022年度中国抗肿瘤新药临床研究评述》共分为新增靶点篇、更新靶点篇和深度解读篇三个部分，对2022年向CDE提交注册申请的靶点进行论述。2022年度的研究评述共解读了62个靶点，对其中10个靶点进行深度分析，并就每个靶点从靶点机制、临床研究概况和专家简评上进行剖析。“发布研究评述，一方面便于临床医生、医药研发人、医药企业和投资机构掌握抗肿瘤新药临床试验的最新进展；另一方面也推动投资人和研发机构合理投入与研发，避免对热门领域过度投入而导致严重同质化竞争。”李进说。

从差异中寻找突破点

如何从“内卷”中走出？如何避免针对同靶点、同适应证的抗肿瘤新药申请扎堆？张小田认为，要避免盲目跟从，从差异中寻找突破点。张小田以《2022年度中国抗肿瘤新药临床研究评述》更新靶点篇中的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靶点为例介绍。目前，针对ALK的抗肿瘤新药的研发呈现出群雄逐鹿的态势。在2022年以前开展的70多项研究的基础上，2022年我国又新增了12项研究。其中，3项为国际多中心研究，但其中的2项为既往Ⅲ期研究的后续研究。此外，2022年，国家药监局批准了多个ALK抑制剂，包括晚期非小细胞肺癌一线治疗的多个药物。因此，后续再开展ALK阳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研究，要想得到优效性结果的难度明显增加。“实际上，这就提示新药研发人员和申办方，今年新开展的研究的方向要逐渐转向局限期肿瘤、基于生物标志物的泛瘤种治疗策略和其他瘤种的探索。”张小田说。

李进介绍，根据CDE登记临床研究数据库统计，2022年，我国有18个靶点首次进入临床研究阶段。这些相对较新的靶点是研究人员所不太熟悉的，针对其开展的临床研究数量较少，因此尚存较大的开发空间，值得新药研发人员和申办方给予更多关注，从而避免因研发扎堆而造成资源浪费。

“此外，新药研发人员还要重点关注以前被认为‘不可成药’的靶点及罕见靶点，这也是实现新药研发弯道超车的途径之一。”李进以“不可成药”靶点Kirsten大鼠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KRAS）和罕见靶点神经营养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NTRK）为例介绍，虽然二者以前或较少受人关注，或被认为不可成药，但经过药物研发人员的努力，最终都有针对二者的新药获批上市。而且新药上市后，刷新了业界对“不可成药”靶点和罕见靶点的认知。尤其对于NTRK，虽然其基因融合罕见，在恶性实体瘤患者中的比例不到1%，但鉴于其在多种癌症的发病机制中具有驱动作用，研发人员已将其作为攻克多种癌种的亟待突破的治疗方向。“实际上，在‘不可成药’靶点和罕见靶点上加大研发力度，也体现出我国‘以临床价值为导向、以患者为核心’的药品监管思路。”李进说。

科技企业仍存差距

提起新药研发，科技企业是主力军之一，其发展水平或多或少代表国家整体研发水平。在李进看来，近年来，我国新兴生物制药公司（EBP）的创新力不断增强。

李进介绍，目前，我国EBP研发的产品约占全球EBP产品管线的20%，高于5年前的9%。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EBP产品管线的增长最为强劲。对比截至目前中美两国生物制药企业数量，我国（不计港澳台地区）拥有11820家企业，美国拥有4712家企业。

然而，另一组数字却揭露出我国生物制药企业在创新能力上还有待提升。李进介绍，在我国11820家企业中，新药研发项目占比超过50%的企业只有2851家，约为24.1%；而美国4712家企业中，新药研发项目占比超过50%的企业却有4694家，比例高达99.6%。“这说明，我国大部分生物制药企业都在做仿制药研究，离创新型大药企的目标差距较大。”李进说。

秦叔逵表示，不论是生物科技企业还是新药基础研发、临床研究人员，都要走差异化创新之路。《中国抗肿瘤新药临床研究评述》的发布，或许能为从事抗肿瘤新药研发的相关人员提供参考，让他们在研发的道路上少走一些弯路。

文：吴刚

审核：孔令敏 张士国

制作：中小卫1号